中國革命從這裡轉折

——從通道轉兵到遵義會議

 

中國共産黨的百年航程，風起浪湧、砥柱中流、蕩氣回腸。在一次次生死存亡考驗面前，在一個個曆史抉擇關頭，我們黨總能順應大勢、把握規律，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赢得曆史主動。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百年曆史長河中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這次會議開始确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和全軍的核心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産黨百年曆史上具有重大裡程碑意義，永遠地載入史冊、銘刻在人民心間。

今天，站在建黨百年的曆史節點上，回望那段驚心動魄的曆程，更加深刻感悟到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艱辛與壯烈，更加深刻領會到堅強有力的黨的領袖和黨的領導核心對黨和人民事業的非凡意義。“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但“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領袖是在偉大鬥争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遵義會議确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革命曆史進程的必然，是從成功經驗和血的慘痛教訓中得來的，經曆了一個極其艱難而曲折的過程。從遵義會議前後的一系列會議及重大抉擇過程，可以清晰看到曆史長河偉大轉折的九曲十八彎。

在全黨上下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之際，求是雜志社調研組一行，沿着當年中央紅軍長征的足迹長途跋涉，深入回溯湖南通道轉兵，貴州、雲南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紮西會議、苟壩會議的曆史脈絡，意在啟示人們深入探尋偉大轉折與确立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曆史關聯，深刻領悟新時代“兩個維護”的重大意義，在重溫曆史中更加堅定“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和曆史自覺。

前夜

奔騰的湘江水，訴說着紅軍搶渡突圍那段悲壯的曆史。

1934年11月下旬，從中央蘇區出發的紅色大軍，連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到達湘江邊。面對敵軍憑借湘江天險設下的第四道封鎖線，紅軍廣大指戰員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敵人展開殊死搏鬥，無數紅軍烈士的鮮血染紅了滔滔湘江水。“從此不食湘江魚”，是當地人民心中對犧牲紅軍最痛徹的懷念。經過這場長征以來最慘烈的戰鬥，中央紅軍雖然絕地逢生，暫時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

長征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産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曆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這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圖。　新華社發

“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長征初征的嚴重受挫，使廣大紅軍将士對“左”傾領導者越來越不滿，認為仗再也不能這樣打下去了。“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的呼聲，日益高漲。

湘江戰役後，從過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開會，讨論紅軍的戰略方向等問題。按照最初的戰略設想，是北出湘西等地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然而，“當時，為防止中央紅軍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早已搶先在湖南通道以北進入陣地，一個更加兇險的危局眼看就要來臨”，通道轉兵紀念館館長鄭湘介紹道。

面對這樣的險境，12月12日，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境内召開了緊急會議。在會上，“左”傾領導者仍然堅持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同志從實際出發，提出紅軍必須西進貴州，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他形象地說，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為什麼一定要去鑽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同志贊成和支持毛澤東同志的主張。當晚7時半，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出西入貴州的“萬萬火急”電令，規定：“我軍明十三号繼續西進”，“第一師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占黎平”。

12月13日，中央紅軍在通道境内分兩路轉兵西進。這次在危急關口緊急調整進軍方向，使紅軍避開敵人重兵包圍圈的重大軍事轉移，史稱“通道轉兵”。“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劉伯承同志在《回顧長征》一文中這樣寫道。

然而，“通道轉兵”仍然是“權宜之計”，紅軍前進的戰略方針問題仍未從根本上得以解決。

此時的紅軍，雖然部分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對行軍路線做了戰術調整，暫時甩開了國民黨軍的圍堵，但中央領導層并沒有統一思想認識，一些人依然堅持原定的錯誤的戰略方針。

據伍修權回憶：“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已知道我們的意圖是與二、六軍團會合，正在我們前進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強大兵力，形成了一個大口袋等我們去鑽。”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轉兵西進貴州的建議，在關鍵時刻使紅軍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　通道轉兵紀念館供圖

紅軍從通道進到貴州黎平，由此何去何從，争論更加激烈。在這樣的形勢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些中央負責同志，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讨論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12月18日，在黎平縣城翹街上的一個商鋪裡，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史稱“黎平會議”。

會上，毛澤東同志堅決主張中央紅軍放棄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戰略計劃，力主改向黔北進軍，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他具體分析了敵我情況的變化，強調指出：中央紅軍應向遵義地區挺進，如有可能，還可以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在川陝協同作戰。

會議從白天激辯到深夜。最終，與會多數同志接受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确戰略主張，通過了主要根據他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

決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争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争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占貴州黎平縣城。在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上，毛澤東同志西進貴州的正确意見得到與會大多數人的同意，紅軍再一次跳出敵人的重兵包圍圈。　黎平會議紀念館供圖

黎平會議紀念館館長張中俞感慨地說：“從會議的決定看，毛澤東同志的正确主張，長征以來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來，意義極為重大。”

黎平會議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确主張，确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在關鍵時刻起到了統一思想、凝聚軍心、團結隊伍的重要作用，使紅軍開始擺脫被動局面，赢得了主動，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戰略意見開始受到高度重視。會後，中央紅軍揮戈西進，連克鎮遠、黃平等重鎮，直抵烏江南岸。

12月31日，中央負責人所在的軍委縱隊到達甕安猴場，準備強渡烏江，實現黎平會議挺進黔北的正确戰略方針。然而，此時的“左”傾領導人依然固執己見，并不真正贊成黎平會議決定，試圖再度回兵東進與紅二、六軍團在湘西會合。

在軍情緊急的情勢下，為進一步消除分歧、統一思想，明确紅軍的戰略方向和行動方針，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要求下，當天下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

這次會議從當天下午一直開到次日淩晨，成為黨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主題仍然是紅軍的戰略方針。經過激烈争論，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黎平會議決定，再次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正确戰略主張，決定立刻強渡烏江，占領遵義。

會議指出，紅軍渡過烏江後“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會議特别強調了軍事指揮權問題，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就從實際上剝奪了德國人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使黨對軍隊的指揮正常化。

從通道轉兵，到黎平會議，再到“跨年”的猴場會議，毛澤東同志的正确戰略意見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領導人的支持，為召開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奠定了基礎。

轉折

紅軍突破烏江後，1月7日淩晨占領遵義，一時間迅速甩開了敵軍幾十萬追兵，獲得了進行短暫休整的機會。這為中央召開會議，總結曆史經驗、糾正錯誤領導，提供了必要條件。

在此前後，長征行軍途中，毛澤東同志從革命大局出發，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複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幫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轉變立場，得到他們的支持。

著名的“橘林談話”，就發生在這一時期。根據耿飚同志的回憶，1934年12月下旬，張聞天随軍行進至黃平時，對王稼祥說要更換中央軍事領導。他說：“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張聞天說出這個想法後，王稼祥當天晚上就首先将他的話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消息在幾位将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關鍵時刻，周恩來、朱德等同志也紛紛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确意見。到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認識上基本取得一緻。

經過血與火的洗禮，遵義會議，在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頭召開了。

遵義會議紀念館讓人肅然起敬。穿過寬闊的回廊和精緻的轉角樓梯，登上二樓，一間屋内，十多把椅子緊湊擺放在一張長木桌周圍。就在這間僅有27平方米、用油燈照明的小屋裡，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連開三天，作出了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偉大抉擇。

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陳松的介紹，把調研組一行的思緒帶回到了那個偉大時刻——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因為戰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無法到會。11名政治局委員中參會者6人，超過半數；5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有4人出席，是絕大多數。

會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全面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博古主持會議，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讨，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指出：導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同時，他還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适合中國革命戰争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等問題。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熱烈擁護。

經過三天激烈讨論，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會議作出一系列重大決定。陳雲同志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手稿是這樣記載的：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讨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适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内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正是由于成功解決了這些重大問題，特别是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毛澤東同志成為事實上的指揮者，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我們黨曆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轉折點。

核心

遵義會議紀念館，講解員動情地講述了這樣一個曆史瞬間：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到各軍團、師、連隊時，天空正下着蒙蒙細雨，各級指揮員、戰士們都激動得難以自抑，淚水與雨水交融迸流……“

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劉少奇同志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時這樣說。

1972年，周恩來同志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遵義會議，說：“由于毛主席撥轉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是中國革命曆史中的偉大轉折點。毛主席的正确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真正取得了領導地位。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确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内最有曆史意義的轉變。”

這一重大轉變來之不易，是中國共産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結果，是中國共産黨人在長期革命鬥争實踐中不斷艱辛探索的結果。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後來的紮西會議、苟壩會議等為遵義會議的貫徹提供了保證。從此，紅軍猶如驚濤駭浪中的航船，漸漸地撥正了破浪前進的航向。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中開始居于主導地位，他高超的預見力洞察力、非凡的軍事指揮才能，對黨和紅軍制定正确的方針政策、取得長征勝利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鄧小平同志見證了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後發揮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後來回憶說：“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确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别的領導人所承認。”

——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正确路線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開始确立。

遵義會議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确路線在全黨開始逐步确立，中國共産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

同樣一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處處被動挨打，遭受重大損失；但在遵義會議後猶如新生，變得生龍活虎，不斷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發生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我們黨從實際出發，采取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戰略策略，靠自己的力量闖出了一條革命新路。

——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在曆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

”我們黨百年峥嵘歲月深刻昭示，形成一個成熟的、在黨内外有高度威望的領導集體，對于确保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順利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遵義會議以後，中國共産黨開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卓有成效地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由此開啟。遵義會議的重大成果，是在中國共産黨與共産國際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獨立自主的意志從此一步步镌刻在中國共産黨人心中。1963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指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從那以後，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

以遵義會議為轉折點，中國共産黨開始更加自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把握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這标志着黨在經曆了曲折的道路後，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正如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的，黨“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地領導革命戰争到徹底的勝利”；黨“号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鬥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鞏固

“從土城戰鬥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雲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别，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

周恩來同志的回憶，把我們帶到了86年前的那個冬天。

此時，北渡長江計劃受阻，紅軍如何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顯然，中央領導“負總責”的擔子再由原來的人繼續擔任，是難以勝任了。在行軍途中，張聞天提出了變換中央領導的問題。

由此，我們黨連續召開一系列會議，統稱“紮西會議”。會議明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内“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多年後，周恩來同志這樣回憶道：“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張聞天“負總的責任”，有利于毛澤東同志更好行使軍事指揮，意義重大。

紮西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第一次系統地總結并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确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批判了“左”傾領導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主張，并及時向全軍傳達、貫徹。會議還研究了中央蘇區、閩浙贛蘇區的戰略方針，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計劃，以及部隊整編等重大問題。

紮西會議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對實事求是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實現黨和紅軍的戰略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會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二渡赤水，于2月24日占領貴州桐梓，26日攻克險要婁山關，28日再占遵義城，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後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一次勝利，沉重打擊了敵軍氣焰，極大鼓舞了紅軍鬥志，毛澤東同志的雄才大略得到實戰的進一步檢驗。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毛澤東同志登上婁山關，極目四望，豪情滿懷，即興填詞《憶秦娥·婁山關》，熱情地歌頌紅軍指戰員敢于鬥争、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表達了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必勝信心和決心。

在貴州省遵義市楓香鎮苟壩村，有一個“紅軍馬燈館”，存放着一盞複制的馬燈。當年苟壩會議召開期間，一盞小小馬燈，陪伴着毛澤東同志，照亮了紅軍勝利前行的航程。

1935年3月10日夜，毛澤東同志手提馬燈在一條崎岖狹窄的小道上行進，連夜去找周恩來同志再商紅軍将要進行的一場戰役的作戰計劃。一場戰役看起來不是重大決策，但當時當事，這場戰役與中國革命命運緊緊相連，因而事關重大。曆史的“關節點”常常出現在不經意間，苟壩的這條“小道”連着的正是中國革命的“正道”。今天，人們将毛澤東同志走過的這條小道，親切地稱為“毛澤東小道”。

當晚的幾個小時前，中央負責人圍繞是否攻打國民黨軍薛嶽部固守打鼓新場(今貴州金沙縣城)的一個師，在苟壩會議上展開激烈争論。會上，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進行這場戰役，他據理力争，但遭到與會者集體反對，力争無效。會議仍然堅持了攻打打鼓新場的原定計劃。

會議散了，但毛澤東夜不能寐。

從當時形勢看，打鼓新場四周強敵環伺。如果冒險開戰，紅軍将處于四面受敵之境，後果不堪設想。

紅軍的命運，中國革命的曆史，在這個深夜又一次來到一個緊要關頭。

來源：《求是》